焕发新活力 展现新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事业单位******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河北石家庄：“税动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耿建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接续措施分批推出，成为减企业之负、增民生之福、保发展之稳、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来到京畿之地的河北省调研采访，走进位于石家庄正定科技工业园的新大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淑凡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到980万元，真金白银的‘红包’加速了资金流动，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整体活力。”

　　张淑凡道出了不少企业负责人的心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各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惠政策落细落实，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就石家庄而言，今年1至10月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77223户，同比增长8.58%。

　　159亿元退税款到账，真金白银“活血”实体经济

　　立冬节气刚过，11月10日，石家庄提前五天启动供暖，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暖意的同时，石家庄市西郊供热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文智也感受到了税收政策的温暖。

　　“我们公司负责全市1300万平方米11万用户的供热工作，早在供暖期到来前，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公司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大礼包送到我们身边，耐心细致地解读政策要点、指导如何填报。”杜文智细数着公司今年的“政策红利账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留抵退税1290万元，这次还能享受向居民个人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免征增值税1260万元。”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退税减税的“重头戏”。据统计，截至11月10日，石家庄已有159.12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及时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石家庄，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落地，进一步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五大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赋能蓄力。石家庄市高新区昌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投资建设的河北省重点项目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初期资金需求非常大。“今年我们收到的留抵退税款直接以现金形式退还，切实解决了公司流动资金的问题，有利于项目建设更加顺利地推进。”公司总经理王勇说。

　　对河北粟凝香食品有限公司来说，税惠政策让“丽阳晒醋”这一河北老字号的酿醋晒醋技艺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公司负责人袁会然告诉记者，公司今年享受到了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延缓缴纳税费等税收优惠22.6万元。有了这些资金，公司将扩建万坛大晒场丽阳晒醋文化园，研发原浆晒醋新品种，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更强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苏利玲介绍：“作为河北省体量最大的区（县）税务局，我们要为7万纳税人和35万缴费人提供税费缴纳服务。今年以来，我们不断推进‘精细服务’改革，不折不扣落实税费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办税服务。通过入户走访、线上服务、‘一对一’辅导等方式，及时掌握企业在享受政策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开展定制服务、精准辅导，保证税费红包‘精准直达’。”

　　被企业称作发展“千金方”，加计扣除赋能科技创新

　　走进位于赵县的河北兴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0吨多杀菌素的新项目正在建设。这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生产农药、兽药原料药及制剂产品为主，其主导产品阿维菌素发酵规模名列全国产能前列。

　　“我们公司今年实现了稳步发展，正在筹备上市。”公司总经理刘进峰告诉记者，兴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有能力把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政策抓手。这一政策对准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研发支出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比例多扣除一部分，进而减少企业应纳所得税，为企业增加现金流，同时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刘进峰对此深有感触：“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活力之源，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公司的研发投入一直很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产生了很好的正向激励作用。”

　　记者了解到，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中，石家庄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享受户数、金额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全省保持双第一。最近公布的“2022石家庄科技创新百强企业”榜单显示，石家庄百强企业研发总投入为169.7亿元，新申请知识产权3948件，新授权知识产权2537件。

　　11月初，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圆满完成巴西饮用水处理项目，该项目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铝穹顶盖作为储罐顶盖，在耐腐蚀、轻量化、外观等方面实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在环保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一直以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都是我们科技研发的重要支持，去年我们享受到375万元的研发费加计扣除额，今年前三季度已经申请享受了310万元的加计扣除金额。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快新能源协同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开发，在水治理领域创出佳绩。”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文战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主要研发生产抗病毒类药物，这类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回流较慢。”位于深泽县的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素娜透露，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实际节省税款支出400多万元，税收红利就像一副“千金方”，为企业增添了实打实的创新动能。

　　“小微”群体最受益，政策“红包”提振发展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小微企业是十足的好消息。”石家庄宇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俊豪激动地说，今年以来，公司累计申请缓缴了30万元左右的税款，缓解了因场地搬迁面临的新厂房租赁、设备器材搬运等多项花销带来的资金压力，对企业来说相当于一笔“无息贷款”。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但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尤其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有的甚至面临工资发放难及社保缴纳难等难题。

　　因国内外订单需求持续增多，河北汇康日用品有限公司适时扩大生产规模、购买设备器具，资金周转却出现很大困难。国家税务总局元氏县税务局了解到情况后，辅导企业申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款18.63万元，并打通“快车道”，在3个工作日内就帮助企业完成出口退税。企业负责人郭雨萌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已累计收到出口退税1321万元，不仅速度快，还不用提交纸质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所有流程。同时，税务部门还帮我们对接金融机构，让我们获得了100万元贷款，进一步缓解了资金压力。”

　　对石家庄众多中小微企业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方式充实了现金流，起到了提振信心、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在石家庄市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达93%，是最主要的受益群体。在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中，小型微型企业占比超七成，同样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力军。

　　政策效应的叠加，营商环境的提升，激活了石家庄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2022年，石家庄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65家、2899家、15262家。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缩影。目前，河北正积极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也对河北省税务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全国税务系统‘精细服务’改革的试点，河北省税务部门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把信心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紧紧围绕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全面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以税收现代化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助力河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程俊峰表示。

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是装卸作业的繁忙生产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记者手记】

　　严寒中的努力坚守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12月10日23时31分，甘肃省甘谷县冀城产业园的户外气温已跌破零度。在杰瑞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六七位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还在变压器前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他们是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员工。今年3月11日，杰瑞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开工建设。这是甘肃省和天水市大力支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25亿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可再生能源，而负极材料则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主要为石墨类材料。”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光向记者介绍，等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还将为当地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

　　12月11日1时39分，随着国网天水供电公司调度中心下达送电指令，该项目顺利送电，现场发出一片欢呼声。

　　工程部总工程师崔树桢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近一个月以来，为了确保项目成功供电，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现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正式供电后，车间就可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为接下来的试生产打好基础。”崔树桢说。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影响，140多名员工全力以赴抓工期、赶进度，现场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保证项目如期推进。生产部经理于文晓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7个生产车间已全部封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将在春节前夕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项目建设现场，厂房的门窗尚未安装到位，临近冬至，当地夜晚的气温跌至零下十摄氏度。生产部员工牛倩全正忙碌地往返于120个窑炉之间，给窑炉烧煤保温。“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是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力争把任务完成好。像牛倩全一样，我们的员工都很敬业，知道项目现场正缺人手，没有人轻易请假。”于文晓说。

　　每一位员工都立足本岗、尽职尽责，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项目没有一天停工，建设进度如期推进。“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为了让投资尽快见到效益，也是为了回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闫光说，1号石墨化车间预计在本月底率先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家都摩拳擦掌，满怀期待。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陈井坤在联箱分厂作业。新华社发

　　【基层心声】

　　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讲述人：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陈挺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企业责无旁贷，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

　　成立三十年来，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我国无线电频谱监测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华日通讯始终秉持“振兴中国无线电民族产业”的企业使命，在无线电频谱管理领域不断深耕，不断前行。

　　华日通讯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除了涵盖行业全系列的产品形态外，近年来还在无人机管控、铁路频谱监测、5G背景下车联网等物联网应用场景频谱监测和卫星干扰定位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华日通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时代十年成都制造业发展优秀企业”。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成都武侯区一方面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对接企业需求、突出精准滴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落实兑现，差异化制定7类2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初步构建起产业全面覆盖、企业精准匹配的专业化政策体系，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营造亲商氛围，秉持“企业至上、细致周到”的服务理念，积极推行“点对点”服务、零距离沟通，努力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切实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成都武侯区立即组织重点企业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也以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入学习中，华日通讯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频谱安全、社会频谱秩序稳定的使命。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奋进下，华日通讯的发展定将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我们一定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的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安装智轨电车。庄歌尔摄/光明图片

　　【短评】

　　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报告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调研中，众多企业负责人的话里透着他们抓住机遇、踔厉奋发的决心和信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为企业点赞的同时，也须明确，要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还要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几年，一些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此，国家出台诸多纾困解难政策助其爬坡过坎。

　　好政策还须落实好。以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例，税务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3.7万亿元背后，是千千万万因获得现金流重获元气生机的企业。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不断夯实发展根基，中国经济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7版）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